「兩隻八哥」——這是個頗有趣味的題目，不妨借它引出我對中西藝術手法比較的一些粗淺體會。
八大山人筆下的八哥，標誌性造型一目了然：不規則的橢圓形眼眶，眼珠點於眼圈的最上緣，翻着一副冷峻的白眼。八大山人本名朱耷，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王朱權的九世孫。十九歲那年，明朝覆亡，他從此淪為「前朝餘孽」，不得不隱姓埋名，裝瘋賣傻，後又削髮為僧，改名「傳綮」，號「個山」「個山驢」。直至政局漸穩，已是他晚年，方蓄髮還俗，以「八大山人」署款，專心作畫。他常將「八大山人」四字連綴書寫，乍看既似「哭之」，又似「笑之」，以此寄寓絕望心境。他筆下的八哥，拱背、縮頸、鼓腹，羽毛蓬鬆，孤傲而白眼向人，充滿冷絕蒼涼的力量感，既傳神地表達出蔑視、不屑與冷看清廷的心境，也是他作為明宗室後裔無聲而強烈的抗爭。
八大山人以寥寥數筆、極其精練的中鋒線條，便勾勒出八哥的神態。其藝術風格正如他自己所言，貴在一個「廉」字——這是他對「少」與「極簡」的極致追求，更是將複雜的世俗情感和天地萬物，提煉為一種極具震撼力的現代抽象美學。
與中國的八哥（Crested Myna）在生物分類學上屬近親堂兄弟的歐洲椋鳥（European Starling），同屬椋鳥科（Sturnidae），俗稱「歐洲八哥」。作為自然界頂尖的模仿高手，有一隻椋鳥因模仿莫扎特《G大調第17號鋼琴協奏曲》（K. 453）第三樂章的主題曲，引起了作曲家的注意。莫扎特將這隻椋鳥收養，並與它共度了三年。1787年6月，愛鳥不幸去世，莫扎特為它舉行了隆重的葬禮，在墓前聲淚俱下，親自朗讀了自己創作的一首悼念抒情詩：
這裡長眠着一隻名叫椋鳥的小鳥，一個淘氣的小可愛。
它還在全盛之年，時間卻已走到了盡頭，
我親愛的小夥伴走到了痛苦的終點，
這讓我的內心感到深深的刺痛……
當它突然離我而去，帶給我無盡的悲傷時，
它一定不曾想到，它有一位寫詩押韻、天下無雙的主人。
歐洲椋鳥原本只分布於歐亞大陸和北非。1890年，一位名叫尤金·希費林（Eugene Schieffelin）的美國製藥商——同時也是莎士比亞的狂熱崇拜者——出於一個極其浪漫卻盲目的念頭：「把莎士比亞戲劇中提及的所有鳥類都引入美國」，在紐約中央公園放生了六十隻歐洲椋鳥。椋鳥是極具攻擊性的雜食性洞巢鳥，很快便擊敗了北美本土諸多弱小鳥類，如藍鴝、啄木鳥等，並霸占樹洞。如今，當年放生的六十隻小鳥已在美加兩地繁衍至約一億五千萬隻，成為農作物、果園和城市衛生的噩夢。
沃爾頓·福特（Walton Ford）是當代美國最具辨識度的超級水彩畫家之一。在裝置藝術、數字藝術和抽象藝術盛行的時代，他數十年如一日，堅持採用極其繁複、古典的十九世紀博物學插畫風格，創作尺幅巨大、充滿戲劇衝突與政治反諷的紙上水彩壁畫。從小痴迷動物的福特，直接借鑑了美國十九世紀鳥類學巨匠約翰·詹姆斯·奧杜邦（John James Audubon）的《美國鳥類》，同樣以精細的水彩、水粉和墨水作畫，並在畫紙邊緣標註手寫的動植物雙名法拉丁文標籤。然而，傳統的自然科學插畫通常只有書本大小，福特的作品卻往往是長達數米、鋪滿整面牆壁的巨幅水彩。當原本脆弱的小鳥被放大至如同人類甚至怪獸般的體量時，便生發出一種令人窒息的審視感，以及史詩級的歌劇式戲劇張力（Operatic Drama）。如果說奧杜邦畫鳥是為了讚美和記錄自然，那麼福特畫鳥則是為了審判和諷刺人類的歷史——他的每一幅作品，都是一部精密的黑色政治寓言。
2002年，福特創作了巨幅水彩壁畫《The Starling》。畫面中，一隻張開大口的巨大歐洲椋鳥幾乎占滿整個畫面，右側是眾多嚴重縮小版的北美本土小鳥，個個瑟瑟發抖，顯得無比弱小。福特正是以誇張與對比的手法，引人注目，進而引發人們對殖民、物種入侵及人類干預自然等問題的反思。其藝術表現保持着古典博物畫的細膩，卻又刻意強化了視覺的戲劇化反差。
八大山人的八哥，是一首內斂而孤傲的文人詩，那翻着的白眼，是東方藝術中「不屈風骨」的絕響。福特的椋鳥，則「小鳥寫大事」，顛覆了傳統自然科學畫的恬靜和睦，展現出荒誕而殘酷的戲劇性舞台效果，如同一部絢麗的交響樂。古今兩位藝術家，一曲一直，一意一象，恰好映照出東西方對待自然與自我的終極審美態度。